面对危机:中法青年领袖新冠疫情见证

1. 此次疫情对法国第一大经济日报产生了什么影响?

首先是“实际”影响:我们全都切换成了远程办公模式,但我们的报纸仍然能够正常发行并 且消息也可以在网上迅速发布。 其次是“经济”影响:正常情况下,除了一些多元化业务,我 们的收入来源总体来看一半来自于发行量,另一半来自于广告。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我们 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广告收入。而这一次受到疫情影响收入再次急剧缩水,而且危机过 后也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再次是“读者”影响:疫情期间,读者更加重视信息的可靠性, 我们的线上受众和线上订阅量暴增。

2. 《回声报》编辑部内外采取了什么对抗疫情的行动?

第一周报社还有 6 到 7 个人。之后就没有人去办公室了,所有人都远程办公。我们利用各种 平台进行信息沟通和组织线上会议(Teams、Slack、WhatsApp、短信、电话,当然还有发邮 件)。除了个别报道,几乎不再安排任何外出采访。第一周的时候所有采访对象都取消了原 定的会面,之后计划的会见或午餐也都换成了电话会谈。

3. 作为主编,您在此次危机管理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需要比其他人做更多的准备工作,需要更有预见能力。 在“正常”模式下 ,记者有很大的 自主权,他们提出建议,然后我通常只需要敲定一个主题,必要时进行讨论,然后在文章 发布之前审阅校对即可。而现在我需要分配工作任务、确定优先级,确保某些主题得到优先 报道,并且要提前好几天思考我们的社论内容 。 我们必须既能及时报道热点新闻,又能提 供更有“杂志”性质(温和、冷静)的内容板块。热点新闻主要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而后者 则刊登在纸媒上,可以给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份每日新闻汇总。

4. 您怎样看待新闻行业和纸媒未来的发展?

此次疫情凸显了高质量新闻的重要性,但我们报社内部并不会因疫情产生较大的变革。我 仍然坚信,需要快速传播、报道实时热点的媒体(数字媒体其实很像广播)和需要深入分 析总结的传统纸媒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夸张一些来说,电子媒体很适合即时报道,而传统 纸媒适合分析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印刷媒体其实越来越多地演变成了可下载的 PDF 或是可以 在智能手机或平板上浏览的数字报纸。数字媒体上的信息是不断推送的,传统纸媒更像是 一个老牌绅士,与“约会对象”提前约好见面时间,它与海量信息鱼龙混杂的电子媒体相比 与更具备一种分析信息、提取总结并根据新闻优先级进行排版的方式。

5. 您有什么好的做法或建议要和我们分享吗?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远程办公的潜力和局限性。我们互相打电话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而 一些命令经过层层传播后经常会被误解,通过邮件或电话给出的一些必要的评语往往被认 为是批评,平日里人与人相处之间必不可少的幽默在远程工作中难以体会….. 我们还需要 培养出一些习惯,即便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也需要经常沟通交流、定时给同事打电话。同时也 需要强制自己时不时地断网,不要口袋里一直装着手机,否则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应该让自己时不时的从“网络世界”中脱离出来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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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疫情对您的企业有何影响?进一步讲,对您所在的行业有何影响?

我们集团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第一季度增长强劲,但自 2020 年 3 月中旬起每日订单量锐减,我 们认为目前这种订单量极低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到 5 月份;从 6 月份开始我们的每日订单量有望 回升、稳步增长,预计到 2021 年初可以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GYS 在欧洲有五个工业基地,其中两个在法国,另外三个分别在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三月初我 们让意大利分部的员工开始远程办公,但我们很快意识到所有欧洲子公司都必须采取防控措施, 于是让欧洲团队人员要么远程办公、要么减少工作量(领取“部分失业”补助)。

4 月初我们的中国团队已经 100%投入运营。我们将每个欧洲国家内的团队人数限制在维持运营 的最低水平,保证能够回答客户、供应商和员工的所有问题。 我们希望 2020 年 6 月能够恢复 正常的生产和商业活动。

2019 年我们在法国建成了集团在欧洲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中储备了 2 个月的库存,正是凭借这 些库存我们才能继续向我们所服务的 120 个国家供货,特别是向中国供货,在我们看来,中国 已经率先重启了。

2. 您为您的团队采取了哪些抗疫措施(工作或其它方面),您自己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们在中国设有一家工厂,疫情爆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和法国建立起沟通桥梁,借此向位于法国 总部附近的医院输送了口罩、防护服、鞋套、头罩等防疫用品。

然后我们给欧洲所有公司的员工发放了防疫指南(无论员工是在办公室上班还是在家办公)以 及防疫用品,以保护好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目标是在确保所有安全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在 接下来几周逐步恢复工作。

从中长期来看,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疫情凸显了我们要对员工加强远程办公以及自我防护培训的 必要性。

3. GYS集团在中国也有分公司,在中国你们是如何应对疫情的?目前情况如何?

GYS 在上海的工厂有 120 名员工。春节放假以后,我们在 1 月 23 日得知了湖北封省的消息,接 着政府下发了延长春节假期一周的通知。之后,在几名员工的协助下,我们成功获得了经当地 政府批准的复工许可证和相应的防护用品,工厂自 2 月 12 日起得以正式开工并逐步恢复生产, 直到 3 月底所有生产线才恢复全面运转。值得注意的是,3 月底我们所有在中国的供应商(包 括湖北省)都恢复了作业,使我们得以恢复到正常的生产速度。

正是在中国的经验(分厂的停工与复工)使我们明白 GYS 在欧洲各个分公司应采取的策略, 提前做好可能需要暂时停工的准备。

4. 您认为您的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

我们的行业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很分散,我们认为这次危机将加速行业在全球市场的整合。

2008 年金融危机让 GYS 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在摆脱危机中,现金储备的必要性。

10 年过去了,当时的举措(储备)将有助于应对当下困难,在接下来几个月这笔储备金将非常 有用,会帮助我们平稳度过危机,并可能让我们成为促进行业快速整合的发动机。

5. 您有什么良好的做法或建议要和我们分享吗?

如今,GYS 已经成为了多个市场的世界级技术领导者之一,这得益于我们每年在研发上的巨额 投资。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强烈建议企业在能力允许的前提下继续投资研发项目,因为研发 才是可以让企业在两到三年后加速增长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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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疫情给 Tikehau Capital 公司带来了什么影响?

疫情对我们肯定是有影响的,但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基金都是封闭式的(占已发行总额 80%以上), 存续期 10 年以上,这使得我们对业务活动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这些封闭式基金并没有资金 流出风险,而且其中所管理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尚未配置。至于我们的开放式基金(近 40 亿 UCITS 基金),年初有 40%现金,所以抵抗力良好,资金流出十分有限,这让 Tikehau Capital 公司有能力 部署一脉相承的投资战略。

另外,我们去年增资 7.15 亿欧元,资产负债表很健康,可以更好地抗击疫情风险。2019 年,我 们的发行基金数额增加了 17%,达到 258 亿欧元。我们可以依靠 31 亿欧元的主权资本——其中包 括 13 亿自由现金流和 5 亿未使用的信贷额度。

2. 您为您的团队以及您自身采取了哪些抗疫措施(工作或其它方面)?

我们在亚洲有分支机构,所以我们很早就对此次疫情高度重视。我们第一时间在亚洲分公司采取 了严格的管控措施,然后迅速将这些措施推广到全世界其它办公室,这些管控措施的首要目的是 保护员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其次要确保疫情对我们的工作和组织结构影响最小化。目前,我们 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远程办公。

为了应对疫情,巴黎公共援助医院(AP-HP)研究基金会在 3 月中设立了一项应急基金,以迅速释放 更多用于新冠研究的资源。Tikehau Capital 会立即捐赠一笔数额不菲的款项,然后在接下来三个月 内陆续捐赠一部分公司收取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费。

这样一来,Tikehau Capital 便为欧洲最大的大学医院提供支持,一方面协助其在短期内应对新冠疫 情带来的科学和医学挑战,另一方面让其能够测试创新的居家治疗患者监测解决方案。

3. 现在您可以感觉到疫情给你们的客户带来的影响吗?

我们在投资和选择要投资对象方面一向非常严格、谨慎。我们有能力为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提 供支持,一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停止所有的业务,我们有能力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

我们的职责是转变从客户那里收集到的储蓄,并将其引导至经济市场中回报率更高的渠道,并为 企业提供股权或债权融资方案。近几周这一职责更为关键。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日常来看,我 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我们投资组合内的企业提供如何保护好业务活动方面的决策建议、改善他们的
融资状况、评估风险情形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及保护好投资者的储蓄。 我们的团队与所有公司保持不间断联系,并对所做出的每一个决策精细管理。面对这一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必须在投资 选择时更加严谨,并与客户和持股人持续互动。

4. 此次疫情是否会促使你们的行业在未来发生变革?

至少两年以来,我们发出资产估值过高的警告(无论是上市还是非上市),我们也一直采取谨慎 的立场。 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央行干预,廉价债务导致资产价格飙升并形成了泡沫。我们正在 经历的这场危机无疑将对此前的估值水平以及杠杆水平产生影响。

危机的影响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持续数周和持续数月带来的影响肯定大不相同。如果危机持 续数月,后果会严重很多,实体经济将比金融市场受到更大的影响。Tikehau Capital 在管理基金部 署中维持高度选择性的同时,将继续发挥资金提供者的作用,继续满足中端市场和中小企业的融 资需求,通过融资或参股的形式来促进其发展或者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5. 您是否从目前的疫情中看到了新的机遇?

目前进行投资还为时过早。无论情况如何,2019 年底集团管理的资金中有 52 亿欧元“干火药”, 这将使我们能够抓住市场错位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去年年底我们还启动了一个新的特殊情况基 金,由专门负责购买困境证券的团队管理,他们能够快速分析新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并作出反 应。收购资产和困境证券是 Tikehau Capital 的文化。我们还计划在今年启动二级私人债务基金,该 基金将从需要流动资金的投资者那里买回一部分债务基金。

面对目前充满不确定性、动荡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做好了全副武装,蓄势待发,有能力去抓住 将会出现的机遇。我们坚信,凭借我们始终严谨的投资决策态度、敏捷的反应、进取的精神、稳定 的主权资本以及对公司发展的长期愿景,我们一定能够继续盈利并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6. 您有什么好的做法或建议要和我们分享吗?

沉着冷静、理性客观、有效沟通。我们怀着十分谦卑的心情,借鉴 2008 年时应对危机的经验。在 这种混乱的时刻,必须沉着冷静地去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免做出不明智的决定;在对形势和 企业进行分析时必须理性客观;当然沟通尤为重要,既要在团队内沟通,又要和合作伙伴持续有 效沟通,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提供资金的企业和信任我们的客户。在这种动荡时期持续对话非常关 键,这也是我们 2004 年成立以来与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关系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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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疫情给DERICHEBOURGMULTISERVICES公司带来什么影响?

3月16日 “禁足令”的宣布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们措手不及。无论是从员工角度还是从公司 业务角度来看,此次疫情都是我们遭遇过最严重的危机。

短短几天时间,我们的业务量骤减,不得不让一部分员工“部分失业”。由于剩余员工均进行 远程办公,办公室空无一人,所有员工保持社交隔离。

2. 您的企业内外采取了什么对抗疫情的行动?

我们第一时间就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业务。

业务方面,我们面向客户推出了一系列对抗疫情的服务:如清洁消毒、用遥控机器人做接待工 作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安装红外线热像仪以即时测定体温等。

员工方面,我们首先集中力量向全体员工提供个人防护用品,主要是大量的免洗酒精消毒液和 防护口罩。保护好在第一线实地作业的员工是重中之重。

其次,为了让32000名员工在这一非常时期保持身心健康,我们让大家安装了United Heroes, 这款应用可以激励大家进行规律的体育锻炼。

我们也启动了一个互助平台,以为社会做出贡献。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号召员工们和我们一道 行动,去帮助那些脆弱的或是居无定所的人群,还有医护人员。

最后,我们也努力在地方层面贡献力量。近期我们向公司总部附近的 Henri Mondor 医院捐赠 了 500 升免洗酒精消毒液,并协助公益组织法国社会急救机构(Samu Social)向其在巴黎大 区的各救助点运送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

3. 您怎样看到您所在行业未来的发展?

我们的业务活动一直都同我们的客户和环境休戚相关。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会促使我们做出调

整,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中加入一些补充性的预防措施。

此次疫情会加速公司内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进展,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旨在保护人类和我们赖以 生存的环境。

我们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业务能力,以更好地保护客户资产(工业性的或城市内的)并保障客 户员工们的身心健康,让我们的客户能越来越放心。

我们的使命就是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

4. 您有什么好的做法或建议要和我们分享吗?

在这一非常时期,建立起一些习惯做法至关重要,以同周围的人保持联系,甚至要加强每天同 亲人和同事之间的沟通。我认为在隔离期间应该更多的去主动联系别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别 人打电话来联系。比如我们公司就规定,无论是分公司还是总部的员工,每天都要举行视频会 议,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业务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为了确保团队人员的身心健康。

最后,要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我每天都 6 点起床,锻炼一个小时,然后精神饱满地去工 作。这有助于让我保持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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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疫情给您事务所的业务带来了什么影响?更广义上来说,对法律从业者带来了什么影 响?

我们事务所有幸能够保持主流业务,因为很多客户需要我们就各类紧急颁布的政令或法令提供咨 询,以适应新的法律环境并在面对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客户时拿出正确的态度。客户也需要我们 和政府部门交涉时捍卫他们的立场。此外,疫情其实有利于我们推进诉讼程序,因为无论如何这 些诉讼程序至少需要持续两三个月。

现在亚洲的经济活动开始恢复,相应地,在中国投资的法国公司或是在法国投资的中国公司都会 有法律咨询方面的需求。我们近期就和 BLF Law Group 事务所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他们在香港、 上海、广东都设有办事处,而我们和他们的创始人相识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的共同客户在危机过 后的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地需要我们帮助。

总的来讲,我们职业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可以远程完成。听证会或一些重要会面在严格遵守所 有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必要时可以直接延期。和面临其他危机时一样,某些业务领域 出现爆炸式增长——如社会法和企业重组,而另一些业务则暂时放缓,如并购业务。

法院也迅速作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现在主要通过加密电子邮件交流,并尽量推迟听证会。

2. 您为您的团队采取了哪些抗疫措施(工作或其它方面),您自己采取了什么措施?

因为个人原因,我们团队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疫情和我们自身息息相关;机缘巧合,我们的至亲中 有不少重症监护医师(比如我妻子、我姐姐还有我另外两名合伙人的丈夫和姐姐),因此我们很 早就认识到了严格遵守防疫命令的重要性。其实,在政府宣布“禁足令”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远程办 公了。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值班,以避免人员接触。

因为我们无法相互见面,为了保持联系,我们把视频会议形式的周例会次数增加到每周两次。可 以感觉到每个人参加视频会议时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暂时从隔离的心境中走出来。会议中我们 会讨论案件,但也会谈论每个人如何应对疫情的。上周我们接纳了一个新的实习生,这是自疫情 发生后事务所的第一个新进实习生,我们希望在她实习结束前能面对面见到她一次。

3. 如今您可以感受到疫情对事务所客户的影响吗?

当然了,疫情给大部分客户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那些同中国有业务往来或者需要从中国采购 的客户早在法国疫情爆发之前就承受了第一波冲击。

他们需要填补巨大的缺口,紧急采取适应性措施也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重启生产线将会是一个艰 难的过程,因为即便是那些大型的集团,也可能需要重组整个直接和间接分包链条。目前投资项 目和公共采购都处于停滞状态,但那些组织能力很强的公司已经开始着手为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 做准备了,这让我们感到欣慰。

4. 您认为您所从事的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实践做法、新的机遇)?

当前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快行业数字化进程,而这一进程其实已经展开了。现代工具种类繁多, 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但前提是要特别注意隐私和数据的保护。即便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加密 电子签名和电子邮件,面对面的谈判与辩护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行业发展,在这种危机时刻谈“新的机遇”是比较敏感的。但业态模式和认知的改变可能会带来 新的机遇。我们看到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也可以有一种友好的、其乐融融的氛围,工作节奏的变化 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思考。但当然我们也很怀念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和交流。 最后,我认为团结互助和 灵活应变至关重要,很多第一时间无偿投入口罩、消毒液等应急物资生产的企业就是榜样。

5. 您有什么好的做法或建议要和我们分享吗 ?

不要出门!

而且要注意隔离期间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虚假信息在网上流传。甚至有 时阴谋论大行其道,特别是关于中国、世卫组织和其他机构的阴谋论。我们可能无法真正衡量病毒 对中国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疫情期间中法两国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团结互助精神,无 论是在科研信息分享还是物流支持方面。希望这种精神可以延续,正如那些不停同病毒作斗争的 医护人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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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给蓬皮杜中心造成了什么影响?

作为一个文化场所,我们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组织演出、艺术展览、电影放映、图书馆阅读等形式 吸引观众参与,建立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在因为疫情我们必须停止向公众开放,可想而 知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近段时间我会定期回到蓬皮杜中心,和值守现场负责馆藏与建 筑安保的团队讨论工作安排。每当我走过空荡荡的中庭,不免有一种不真实的、恍如隔世的感觉。 对我们来说,公众就是生命的源泉。

此次疫情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团队内近一半人员被“闲置”,因为他们负责接待和组织公教活动, 这些岗位无法进行远程办公。这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处境。

然而,对于可以远程办公的员工来说,此次疫情是一个切实加快数字化应用的契机。我们是最早 调整在线内容以响应文化部长弗兰克·李斯特(Frank Riester) 提出的“文化在家” (#CulturechezNous) 号召的文化机构之一。蓬皮杜艺术中心拥有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数字资源,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向公众开放了这些资源。大家现在可以在网上跟随策展人的讲解,静下心 来欣赏那些曾经错过的展览;可以听建筑师、艺术家和电影创作者们的访谈或播客,还可以登录 MOOC 平台,线上学习蓬皮杜过去三年以来制作的现当代艺术史课程。

至于营收方面则不容乐观,因为我们丧失了门票、举办私人活动、外来赞助以及借展的收入。但 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不用像美国博物馆一样被迫裁员甚至倒闭。

2. 蓬皮杜中心采取了哪些抗疫措施?

疫情刚开始的几周我们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局面,我们没有充分的 准备。我们需要组织远程办公,并调整负责馆藏和安保的团队的值班计划以确保建筑和藏品安全 得到持续性保障。我想说,我们的反应还算及时,基础工作得以有条不紊的展开。

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向公众开放在线数字文化内容以外,我们的团队也希望用行动支持抗疫,在过 去的数周里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无暇照顾家人,巴黎的学校主动请缨照看这些医护人 员的孩子们,我们计划去这些学校组织一些造型艺术工作坊,给医护人员的家庭提供尽可能多的 支持。我非常支持这项倡议。

3. 蓬皮杜中心与中国也有合作,你们是如何应对当地危机的?目前的情况如何?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的合作项目于去年 11 月在上海揭幕,在整个中国疫情爆发的高峰期间, 也就是 1 月底到 3 月中,西岸美术馆一直保持闭馆状态。近日,西岸美术馆宣布重新开放,这无 疑是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虽然目前巴黎蓬皮杜中心因疫情暂时关闭,但是我们对回归充满了希 望和信心。

自 1 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和中国合作伙伴们一起密切关注疫情进展。那时,我们从未想过几周后 会面临同样的困境,疫情的扩散速度如此之快,波及范围如此之广,法国也未能幸免。而正是对 中国疫情的密切关注让我们比其他人更快地认识到巴黎宣布“禁足令”后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困难。

西岸美术馆重新开放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公众又回来了,尽管参观条件有诸多限制。按计划 11 月美术馆会举办康定斯基的展览,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届时我们可以再次相约观展!

4. 您怎样看待你们行业未来的发展?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们曾就蓬皮杜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总结反思,这次 疫情让我们更加重视这个问题,重新审视其必要性。

我一直都对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传播具有浓厚兴趣,因为它们丰富我们的认知,提升我们对所处世 界的反思能力。但是,如何协调才能让我们的活动对环境更友好,这是值得思考的。比如我们可以 思考如何改善艺术品运输箱和展陈搭建的材料,使其更加环保。也许我们应该在临时展览中更多 地利用蓬皮杜中心自身丰富的馆藏,而减少从世界各地外借作品的数量。这些思考涉及的东西比 较复杂,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需要发挥创造性!

5. 您有什么好的做法或建议要和我们分享吗?

去年我接受了“欣赏式探询”培训,与其说这是一种管理模式,不如说是一种管理哲学,可以让 我们学会在各类情形,包括在危机中寻找积极方面,并学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只盯着 自己的不足。如果将这种思维应用到当前的情形之下,积极的方面有哪些呢?无疑,我们团队的 数字化应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的管理团队更加平易近人;对很多人而言,现在的工作节奏 更加从容,这可以让我们反思之前的习惯做法。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充分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 的时光,还有更多时间烹饪,而且奇怪的是,我运动量比以前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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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和你的工作机构如何应对疫情? 为渡过危机采取了哪些措施?

作为上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机构,青松团队在疫情初期就作出决定,不会中断向有需 要的人们提供服务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社区和乡村为避免疫情扩散而进入封闭 管理,我们及时调整,将大部分服务方式转至线上,推出了无接触远程康复护理学习 课程,赋能患者和家属,播放量快速达到数百万次;组织了每日在线公益讲堂,由全 国知名医疗机构不同领域的专家提供居家健康照护知识指导和答疑解惑;动员了数百 个在线社群及时识别和响应身边的远程问诊、远程康复护理、送药上门需求。我还参 与了需要在一个晚上制定长期照护机构居民就医指南的紧急行动。

2. 期间你有哪些心得体会?

我们没有时间为危机本身恐慌,而是被一线战“疫”的医护人员和各类社区工作者所表 现出的勇气和大爱感动着。如果说封城初期我们对于物资短缺和生存问题还有很多担 忧,第一时间恢复的物流配送、食品外卖系统很快就缓解了大部分人的焦虑。我的体 会是,人性总能帮助我们在困难面前获得力量,重建对彼此的信心。

3. 你如何看待行业/公司的未来? 有何期待?

医疗和互联网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曾经不管什么健康问题都习惯于 去大医院的人们因为封闭在家而不得不学习如何利用在线资源来帮助自己和家人获得 医疗健康方面的支持。医护人员对于给居家患者及家属提供支持和赋能也热情高涨, 很多专业团队都在积极参与我们组织的各类在线活动。对我们来说,这也许会成为医 疗卫生系统强基层、重价值的独特机会。我们期待,暂时损失的传统健康服务业务将 被越来越紧密的院内外连续医疗伙伴关系取代,服务机构将“不得不”寻求更加创新的 方式来满足快速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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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和你的工作机构如何应对疫情? 为渡过危机采取了哪些措施?

在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和基因组公布的时候,清华大学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清华生命 学院和医学院的十多位教授团队马上决定放弃了假期的休息,开始针对病毒的检测、 诊断、传染和致病机理、以及可能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加班加点的科研攻关。在他们 的积极努力下,到 2 月份已经在病毒的高效检测试剂盒、病毒重要蛋白质分子的高分 辨率结构以及基于此的疫苗开发和新药研发、病毒的免疫学机理等方面取得了若干重 要的科研突破。

清华大学迅速而积极地响应中央政府的要求,将校园封闭并将校园内的活动减少到只 维持必需的活动和与抗击病毒直接相关的研究活动。处于假期的学生被要求不许返 校,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被要求在家中隔离 2 周以上。这些措施很明显非常有效。清 华大学校园没有一例被感染的人员。

2. 期间你有哪些心得体会?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全新的传染性非常强的病毒,看起来将可能是现代历史上对全人 类健康和经济影响最大的一个传染病。很不幸的是由于这个病毒的潜伏期长、传染性 强、早期症状轻微等特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早期阶段都轻视了疫情爆发的危险,结 果导致如今的全球大流行。中国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疫情早期的一些失误举措,及时地 做出了英明而艰难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实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在湖北省的封城 举措。中国的实践证明,即使在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也完全可以通过全体人民的 积极协调配合和联合行动,将病毒的传播完全扑灭。

3. 你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 有何期待?

作为一名大学生物学教授,我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对全人类的价值和意 义。现在所有的生物学家和生物医学研究者们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攻克瘟疫从而使 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我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尽最大的力量希望能尽快找到有 效的病毒检测和诊断手段,疾病的治疗方法,有效的特效药,和最好的疫苗来防治新 型冠状病毒。基于我们现有的先进的技术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一致,我对人类战胜 这个疾病抱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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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伟:科学家是最开放的群体,不会因为国界影响交流

本篇采访由2013届青年领袖魏星主持,于2020年8月24日在《澎湃新闻》发表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60474

1. 澎湃新闻:冷冻电镜技术对于研究病毒能起到什么样的助力作用?

王宏伟:冷冻电镜是观察微观世界的一种技术手段。我们把微小的生物样品很快地冷冻到液氮的温度,这些分子就被固定到那个状态,再放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去观察,就可以获得它们接近冷冻之前状态的结构。
拿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利用冷冻电镜可以把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看得比较清楚,甚至可以看到刺突蛋白如何与人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蛋白相互作用。病毒感染人类,就好像一把钥匙和一把锁,它们对起来后,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这把锁。当我们看到了钥匙齿的形状和锁芯的形状后,就可以人为设计,比如说用小分子药物让钥匙没办法插到锁里边去,或者让一些特异性的抗体把锁的锁芯堵住,这把钥匙也没办法插进去了。
病毒感染人类细胞以及病毒复制有很多环节,缺一不可。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实现都是通过很精细的不同的蛋白质分子去实现的。如果我们用冷冻电镜技术把这些相关的蛋白分子的形状、结构细节都理解清楚,根据那些结构细节就可以知道哪一个分子的哪一个部分对它发挥功能很关键,就可以有目的地针对相关环节开发和设计药物,从而阻断病毒复制和传染过程。
现在大家讨论的瑞德西韦、柯利芝等药物,这些小分子的药物分子主要的靶点就是针对病毒成熟和复制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蛋白质分子。我们用冷冻电镜可以把这些蛋白质的结构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好地去理解这些小分子药物怎么去抑制病毒的复制和成熟,甚至可以根据这些结构再去优化这些药物分子,让它们的作用更有效,特异性更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病毒的感染和复制有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看不清楚的话,它就像一个黑匣子,那么现在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就可以把黑匣子打开,它就变成了一个透明的过程。要有效阻止病毒,我们就有可能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如果通过冷冻电镜技术获得了很多发现,你们会和同行交流和分享吗?我们发现,疫情爆发后,生物医学预印本网站BioRxiv和MedRxiv非常流行,快速信息共享模式正成为科研人员进行学术讨论的新方法。你觉得疫情是否会改变科学家群体的交流方式?
王宏伟:我对预印本平台是很支持和赞赏的,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常常会以预印本的方式发表。所谓预印本,就是你已经写完了论文,但还没有经过专家同行的评议,先把它发表出来,让大家先睹为快,这对于更快地交流科学发现非常有价值。其实,在预印本平台上发表,本身也是一个让同行们去反馈和评议的过程。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大家对于尽快了解病毒相关的知识确实都很着急,积极地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也希望尽快将成果公之于众。我们不能排除预印本平台上的有一些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还并不足够符合科学规范,逻辑还不够严谨。更有甚者,确实有一些吸引眼球的东西在预印本平台上发表,但很快又被撤回了,因为受到了同行的批评,这也体现了同行评议在预印本平台论文发表中的作用。
所以,对预印本平台上的一些科学成果和惊人发现,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去看。

2. 澎湃新闻:你刚才也谈到,如果你们做出了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研究以后,是很愿意跟同行分享的。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充满分歧、摩擦、猜忌和敌视。现实中的这些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科学家群体?“脱钩”是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词语,而且似乎也正在变成现实,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你预测未来全球科学合作是否会受到影响?

王宏伟: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群体是最思想开放的,最国际化的,我觉得就是科学家群体,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群体,因为我们相信科学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是客观世界展示给我们的现象,我们希望了解这些现象的本质。科学里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你在这个国家或者在那个国家,你身处这个文化或者那个文化,就有差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称其为科学,为什么管它叫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原因。
科学家是不受国界、文化、自己的信仰等等因素影响而愿意开诚布公交流信息的。因为这是相互的,我把我的科学发现告诉给同行,他们也很愿意把自己的科学发现告诉我,最后我们实际上解决的是共同关心的科学难题。我不会做出了发现就自己留着,孤芳自赏。在科学圈子里,大家反而希望自己的科学发现能尽快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认可,这才是对你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最好承认。
如果看整个科学史,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成果就是全人类的成果,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我看到的是,科学家群体非常愿意交流,愿意共享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英国、美国、中国、德国、法国等等各国的科学家、医生、专业人士、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大家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很客观地从病毒本身、从流行病的特点、从如何更好地医治患者、如何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等方面来谈,大家都是有高度共识的。即使他是一名官员——比如美国的Anthony Fauci,我觉得他其实是一名很典型的学者——如果本身受到科学的训练而且平时实际上是一位科学家,大家的共识也都是非常强的。

3. 澎湃新闻: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面临严峻的现实,科学家也在尽力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在平时,科学家不算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名字可能更多地出现在学术论文重,对普通人来说,阅读那些论文的机会很小。但是在这一次疫情中,在很多国家,我们都发现科学家开始走上前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你看来,科学家应该才能跟公众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

王宏伟:一名好的科学家受到的是科学训练,对自己的发言是很严谨的。科学家不太愿意把话说满,不太说“一定怎么样”,我们总是会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会怎么样”。
“专家”这个词现在在中国的社交语境里有时成为了一个贬义词。放在20年前,我觉得专家们反而更愿意讲话,也不怕讲话,但现在大部分科学家不太愿意与媒体或者公众交流。事实上,很多专家确实是专家,他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如果他说得太保守,大家觉得跟没说一样;如果说得太专业,大家就抱怨听不懂;有的时候,媒体在报道专家言论的时候,去掉了专家提出的一些前提条件,只挑大家能听懂的那部分,常常导致专家被曲解,被曲解之后,如果最后的事实与专家说的不一样,大家又说这个专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有一些相当优秀的科学家和专家在与媒体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有能力采取非常好的方式。比如张文宏,作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疫情期间的很多解读逻辑性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倍受大家追捧。当然你也看到,人一旦出了名,就有人就开始对他挑刺,这也是自媒体时代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科学家有义务和责任向大众做科普,这是所有科学家在合适的时候应当去开展的工作,以自己比较舒适的方式、比较擅长的方式去做,可以通过媒体、博客、教学等各种形式,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写科普文章和书籍。但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与西方科学家相比还是差得很远,真正认真地从事科普的大科学家很少,因为中国的科学家总是很忙,一旦成名之后,总有各种各样与科学无关的事情让他们去做。
所以,中国国民整体科学素质的培养任重道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科学家群体确实应该做一些事情。

澎湃新闻:提到科学素质,疫情期间,全世界范围里还有一种“信息疫情”(infodemic),这其中有很多阴谋论、反科学的内容在流行。科学的一方有很多人支持,反科学的一方势力也很强大。
王宏伟:是的,网络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各种声音被放大的效能比以前大得多。现在主流媒体的声音普通人不愿意听,因为天天听,都已经知道你们要说什么,反而像阴谋论这种特别吸引眼球、特别惊世骇俗的论调,很容易获得认可,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有点像病毒,受众也特别大。
所以,反理性、反科学的思潮在网络上发酵得更快,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如今的反智倾向比二、三十年前更为严重。

4. 澎湃新闻:现在虽然疫情仍在持续,在世界各国已逐渐开始重启,但其中充满了各种争议。有一种观点是,遏制疫情是不是应该计算成本,也就是说经济封锁的代价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限度?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经济指标衡量。但如果超出限度,转而把因为封锁措施而损失的资金用于建造更安全的道路和建筑,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医疗服务,随着时间推移,是否会挽救更多的生命?作为研究生命科学的科学家,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王宏伟:这个问题很考验人性。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去正面回答,因为很危险,无论怎么讲,一旦把它说出来,都会有反对意见,会有人来攻击你。
如果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生命在地球上出现已经几十亿年了,人类从几百万年开始出现,进入现代文明如果从蒸汽时代开始的话,可能就200多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长期被瘟疫和传染病困扰,我们与这些传染病的病原体之间其实是相互选择的过程。今天人体有很强的免疫力,有很强的抵抗各种外来病菌和病毒的能力,其实是我们在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甚至在我们的祖先还没有成为人的更早时候,就开始演化出来的。从进化论角度看,其实就是病毒、病菌对我们祖先的一种筛选,今天我们人类的基因里都有能抵抗外来疾病的能力。1918年大流感,当时科学技术和医疗能力都差得很远,最后也没有真正把它扑灭掉,最后活下来的人就是身体里有能够抵抗那种流感的基因。实际上这是一个自然选择进化的必然过程。
所以,新冠病毒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失控了,如果很客观地讲,纯粹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来说,可能它就是一次对人类的很大的自然选择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有足够抵抗力的人活下来。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有很多人是无症状感染者,自己就康复了。但这种说法更像是上帝视角。
事实是,每一个因病故去的人,本来是活生生的个体,是某个人的亲人。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个悲剧。我们现在讲死亡率、病死率,每一个数字后边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实际上不是死了几万人或者是几十万人,而是死去一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了几万次、几十万次。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当做的当然是尽量减少死亡。不惜代价让所有人都避免死亡是很困难的,但是对每一个病人是非常值得做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应该做的事情是,通过努力去尽量减少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即使感染了,也要尽量降低病死率。
对人的生命不能简单地用成本去进行计算,但是在隔离政策和正常经济生活之间,我相信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讲,他肯定了解到更多的东西,肯定要考虑各种风险,找到平衡点最困难。任何一位领导者,无论是一个地方政府还是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层面,要找到好的平衡点最重要的是要有更大的胸怀,更长远的眼光,而不是只从短期利益甚至局部和个人利益出发。

5. 澎湃新闻:我们再回到你的专业,如果现在让你预测一下,比如说未来5年或者10年,你希望冷冻电镜领域可能出现哪些重大突破?

王宏伟:在冷冻电镜领域,我们要去看微观世界,比如要看人体的一些蛋白,目前是要它脱离完全天然的状态的,要把它从细胞里面拿出来,或者从组织里边拿出来再去做研究。这种研究毕竟还不是真正反映它在生命状态下的结构,而且我还是要冻到液氮的温度下去观察。我希望未来可以在在原位也就是在活的状态下,把这些精细结构看到最清楚。如果有这样的突破,我相信对于理解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在医疗上做更有效的诊断和更有效的治疗,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6. 澎湃新闻:这次疫情会不会让冷冻电镜、结构生物学、微生物等基础研究更受到重视?

王宏伟:完全有可能。以前说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大家的体会不是很深,过去这十几年大家的体会越来越深了。以中国为例,2003年SARS之后,更重视对于生命医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包括硬件设施、科研经费、科研人员待遇等各方面。
我2001年去美国,2011年从美国回来,当时在清华大学建设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冷冻电镜设施,这都是国家投资做的。过去的10多年里,从国外回来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从事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科学家。
所以,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会进一步加大对生物医学的投入。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应用的开发,都会进一步加强。投资行业对生物医药、生物技术创新创业的投资力度也会明显增加。

7. 澎湃新闻:对于冷冻电镜这样比较基础的生物学研究,怎样才能够让它的研究成果更加迅速地转化成让普通人直接受益的新技术、新药物、新疗法?疫情是否会加速这种转化过程?

王宏伟:对基础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其实,对我们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做基础研究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想这东西能不能转化,越是创新的东西越不见得是以社会的需求为导向去开始的,很多时候反而来自于个人的好奇心,是对未知现象的兴趣。所以,基础研究一些非常重要的突破性发现的转化,很多时候不是靠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去实现的,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转化的思维方式是不完全相同的。
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数是做基础研究的,即使得奖之后,他们自己都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也没有那么大能力去转化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多转化实际上是靠其他人,这种人需要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能够迅速理解一个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和转化的前景,然后要考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快地将其转化为应用技术,然后再转化成一个可以进入市场的产品。
在生命科学领域,相对美国和欧洲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转化人才还是很欠缺的。有时大家会有误解,以为我只要给你钱,就应该能转化出来,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思维方式、经验和能力问题。除了人才,还涉及到平台建设,要有合适的孵化器。
美国的波士顿地区现在在全球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成果转化方面是最好的,这里依托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依托于波士顿的一些大医院,有非常好的生物技术孵化平台,他们在新药研发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转化成果。

8.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短短几个月,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让世界天翻地覆,你对于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王宏伟: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生命出现已经几十亿年了,整个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的物种大灭绝,比如恐龙就灭绝了,但地球的今天仍然生机勃勃。而且,恐龙灭绝了那么多年之后,又出现了如此高智慧的像人这样的物种,以至于现在有人都在考虑自己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想去实现对人的基因编辑,甚至去做克隆,此外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等等。所以,从生命本身的角度来讲,我对地球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我不认为一个病毒就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消灭掉。就人类整体而言,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积累。
当然,病毒肯定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变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不会再回到新冠病毒爆发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但也许会养成一些新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些是很好的。比如,全球的人们现在都意识到什么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对科学史进行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卫生”这个概念出现得并不早,19世纪后期法国的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之后,人类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可以传染疾病的,通过合理的卫生手段,我们是可以防止疾病的传染的。
所以,这次疫情使现代人也意识到,虽然我们已经认为自己如此之现代了,生活在如此清洁的环境下,但其实还有很多卫生习惯需要改进。

1. 疫情对你的工作影响大吗?

梨视频的内容生产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模式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 并没有一个集中的庞大编辑部,而是依靠一个遍布全国的、开放式的拍客网络来提供新 闻线索和素材,然后由分布在全国 5 个城市的区域中心进行事实核查和编辑、出版、分 发。整个流程在平时都是通过高效的线上协作来完成。我们的呈现形式都是数字化的短 视频,无需出版报纸或者进入演播室录制节目。

新冠病毒疫情 1 月下旬首先在武汉爆发后,我们不用克服物流方面的障碍从北京或者 上海向武汉派遣记者,因为我们在当地本来就有大量注册拍客,他们可以迅速抵达新 闻现场,克服各种限制和困难发出报道。

2. 你们对于疫情做了哪些方面的报道?

在内容方面,梨视频关注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危机中的受难者和普通人。

我们记录了被病痛和绝望折磨的亟需帮助的患者和疑似患者;记录了缺乏充足防护设 备但仍然坚持挽救生命的医生、护士、急救人员,他们中有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堪 称英雄;记录了努力维持城市运行的外卖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清洁工;

我们记录了那些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而被迫待在狭窄公寓里的普通家庭,他们发明了各 种有创意的方法来让日子更丰富多彩,同时为降低感染率作出贡献;我们也记录了社 会中的弱势群体,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些因为城市突然封闭而被迫栖居在地下 车库的外地人;

我们记录了那些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他们讲述了曾经命悬一线的生死时刻以及 对未来的重新思考;我们也记录了那些不幸逝去的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数字,而 曾经是闪耀的生命,他们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

3. 从结果看,疫情期间,受众对于新闻和内容的消费有哪些特点?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前所未有,所以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形式的内容 数据都有增长。在这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是从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工具上获 得信息,传统的报纸、电视占有的份额很小。从我们的统计来看,我们的内容影响力、 播放量都比平时增加了很多,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量也有明显提高。

但是,遗憾的是,内容影响力数据的提高并不总是意味着与之相匹配的营收增加。我们 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广告,由于疫情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很大,所以很多广告客户会削减 广告预算,因此对我们财务上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我们被迫采取了降薪和裁员的方式降 低成本,同时也在探讨多样化的营收渠道,为未来更多的挑战做好准备。

4. 你认为这次危机对你的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机会和挑战并存。

在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中,信息的自由流动不仅重要,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我们会看到,受众对于真实和准确信息的需求仍然是巨大的。我们会继续尝试更灵活的 报道方式,在传统的经典新闻定义之外,基于数据的新闻呈现,对纷繁复杂信息的有 序梳理,为受众对接供需、提供解决方案,与 NGO 等社会机构的更多合作,等等。

但遗憾的是,除了一小部分优秀的报道和内容外,大量虚假信息、受到操纵的信息、误 导性信息、阴谋论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有的领域被夸大,有的则被遮蔽。信息的多元 化也进一步趋弱。疫情也导致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撕裂情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 本丧失了可以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

在疫情于世界范围内爆发后,由于种种或众所周知或难以名状的原因,中国媒体和自 媒体对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疫情以及防疫措施的报道与描述并不准确、完整和充 分,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互联网舆论中出现的不理性声音逐渐占据上风。

5. 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疫情过后,世界会加速去中国化,中国再次被隔绝于世界。这种去中国化不 仅仅表现在产业链的转移,更可怕的可能是心理上、文化上的隔离。对那些有独立思考 力的中国人来说,这将是一个被动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然,希望这一切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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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和你的工作机构如何应对疫情? 为渡过危机采取了哪些措施?

在此次疫情中,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所有的学校和培训机构 都停止了教学,学生只能待在家中。作为民办学校,家长已经支付了学费,学校有义 务必须将教学用新的方式持续下去并维持教学质量。学校的管理层从 2 月初寒假过半 时就开始计划线上教学事宜,在技术和内容层面和老师们一起调查、学习、制定方 案,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外教在世界各地有时差等问题,最终按原定开学时间开始 了网上教学。
这个过程中老师们被迫体验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节奏,快速学习使用各种在线工具和 快速迭代课程,也不得不平衡好家务和工作。目前学生们已经在家学习了一个多月的 时间,适应了这种新的学习节奏,老师们也找到了合适的步调。但学生家长和老师都 有疲惫的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无法用互联网取代。所有人都急切地期盼能回 到学校。

2. 期间你有哪些心得体会?

我最大的体会是学习能力是最好的反脆弱机制。在这种大规模的历史突发变化中,没 有人可以做好准备,谁可以迅速调整方向,放下路径依赖,快速学习新的方法解决问 题,谁就可以更好地度过危机。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职责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对自己更应该有高要求。如果老师过于依赖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教学方式,对在线教 学非常抵触,或者还是按自己原来的方式隔空讲课,效果是很不好的。我的经验是老 师们只要转变态度,将线上教学视作新的机会,就会有很多有创造性的教学发生。家 长也是一样,埋怨孩子在家很难管教不如好好珍惜能与孩子共处的时间,一起做一些 一家人共同参与的活动,阅读、学习一项新技能等等都会成为孩子与家人很特别和美 好的回忆。

同时文化和教育对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教学中加入了 很大比例的与疫情相关的知识普及、信息调查研究、争议话题讨论等内容,例如戴口 罩是否真的有用、为何很多其他国家还会重复中国的困境、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等等,这些源自真实经历的学习活动非常受学生欢迎,也是教育工作者应该 肩负起的教育责任。

3. 你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 有何期待?

我认为经过此次事件,传统的教育方式将会被加速改变。 家长可能终于发现到学校上学并不是获取学业知识最有效的方式,网络教育资源已经 足够丰富。老师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被挑战,同时与学生之间的情感链接可 能比知识传授更有意义。学校也要思考,在线教学期间观察到的现象、积累的经验, 可以如何继承到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将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更好地满足。
我很期待看到更具多样性的教育方式在这次事件过去后加速涌现并被大众认可,技术 进步让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机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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